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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现代文学 2019-10-05 00:3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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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玛丽翻阅最近的实验研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居里夫人完全料到了: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而且伤亡一定很重,伤员越来越需要就地做手术,前线各战地医院里必须随时有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X 光汽车会被请去作极有价值的工作。

  比埃尔慢慢地摇着头。玛丽一时间忘了自己的使命,对他说了这些女人缱绻的话,这却提醒了他,学者没有权利背弃科学这个终生的目标。

  还须再过十个月,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才肯答应和他结婚。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镭的用处大极了!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她丝毫不想说服她的丈夫,她猜到他只是出于谨慎才说要取得专利;而她自己十分坚决地说出来的话,正表示他们两个人的感觉,表示他们对于学者职责的正确概念。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好几个地方的研究者都从事探寻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希望有新发现;这是有结果的工作,次第发现的有新钍、放射钍、放射铅在1903年,两个英国学者拉姆赛和苏狄,证明镭不断放出少量气体——氦气;这是原子嬗变的第一个已知例证。稍后,仍在英国,卢瑟福和苏狄重提玛丽·居里在1900年预料的假定,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放射嬗变学说”。 他们肯定放射元素虽然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却处于自动演变状态,变化越快,其“活动”也越有力量。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公债、“ 国民捐款”、“自动捐献”并且正如玛丽预料到的,一点一点地消耗完了。居里夫人把她的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收款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是很愤激地拒绝把那些光荣的奖章送去销毁。玛丽并不觉得高兴,她认为这种拜物主义是荒谬的,她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居里夫人的研究有了成果,她获得博士学位的时机到了。三个穿大礼服的主考人坐在一张橡木长桌后面,轮流问这个应试者一些问题。布提先生和李普曼先生——她最初的教授,面带鼓励的微妙表情;穆瓦松先生有给人很深的印象的长须。玛丽用柔和的声音回答问题,有时候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种仪器的图形,或写出一种基本公式的符号。她用枯燥的专门语句和乏味的形容词解释她的工作结果;但是围着她的物理学家,无论是老是少,是名家是学生,脑子里都起了一种新的“变化”。玛丽的冷静言语变成了一种灿烂动人的图景:这一世纪里最大的发现的图景。

  玛丽和比埃尔根本就不去装饰这三间小屋子。居里大夫提议给他们几件家具,他们不肯要;因为添一件长沙发或一把扶手椅,每天早晨就多一件东西要掸灰尘,在大扫除的日子就多一件东西要擦亮,玛丽办不到,她没有工夫!再说,长沙发和扶手椅有什么用处?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请人聚会也不接待宾客。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这个原叫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物理学家,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她的心转向那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隐隐约约地想到,这件科学大事将会在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等压迫者的国家发表,于是她想把这种元素定名为“钋”, 因为“钋”元素的名词Polonium的词根与波兰国名的词根相同。

  10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三年之后,在1902年5月,玛丽又登上火车返回波兰。来信告诉她,她的父亲突然患病,胆囊开刀,取出很大的结石。她先接到一些使她可以安心的消息,后来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这可完了。玛丽要立刻动身,但是护照的手续很复杂;等了好几天,那张官样文件才办妥。经过两天半的旅程,玛丽到了华沙,来到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居住的约瑟夫的家,但是太晚了。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那些不肯相信的化学家不得不在这些事实面前低头;不得不在一个妇女的过人的顽强性格面前低头。

  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他安心了,然后又加两句,像是结束某一琐碎问题似的 :“今天晚上我就写信给美国工程师们,把他们所要的资料给他们。”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比埃尔如果我们俩死了一个剩下的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分开是不能活的,是不是呢?”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玛丽现在常从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在那里拟定计划并且与工程师讨论。这个头发斑白的妇人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当然想着她个人的工作,但是她尤其愿意建筑一个可以用30年、50年的实验室,愿意这个实验室在她化为灰尘之后可以用好多年。她要求宽大的屋子,要求能使研究室充满阳光的大窗户;她还要一个升降梯,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会使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如何气恼她要自己栽种蔷薇,挥动着铲子,用双手在没有盖成的墙脚下堆土,她每天浇水。当她立起身来站在风里的时候,她似乎是在看着那些无生气的石头和有生命的树木一起长高。

  玛丽在院子里穿着满是尘污和酸迹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周围的烟刺激着眼睛和咽喉,她独自一个人操纵一个工厂。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比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前途的庙宇”终于在那个不平常的七月里落成了。现在只等着它的镭、它的工作者和它的领导人。

  他没有把他的夫人的性格估计在内。玛丽想离析镭,就一定要把它离析出来。她轻视疲倦,轻视困难,甚至于视轻她自己在知识上的欠缺;这种欠缺使她的工作更为复杂。无论如何,她还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没有比埃尔由二十年工作中得来的广泛知识;有时候遇着她不大知道的现象或方法,还必须赶紧搜集资料。

  不久,玛丽遵照医生的明确嘱咐,不再给她的女儿喂奶;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间、夜里仍替伊雷娜换衣服、洗澡、穿衣服。乳母带着小孩在蒙苏利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实验室的仪器前面忙碌,并且起草她的磁化研究报告,后来在“全国工业促进协会报告书”上发表。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自从伦琴发现X 射线之后,亨利·普安加瑞就有意研究,与X 射线类似的别种射线是否是“荧光性”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他以很平静的语音说 :“我们须略谈一下有关我们的镭的事。制镭业将有大发展,现在可以说这是无疑的了。你看,这是布发罗寄来的信,有一些要在美国创立制镭业的工程师请求我们向他们提供资料。”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1914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1918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20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他们耐心地开始探索,用的是他们根据放射性发明的一种方法:他们先依照化学分析的普通程序,把组成沥青铀矿的各种物质分开,然后逐一测量所分开的物质的放射性。连续淘汰几次之后,他们渐渐能够看出来那种“反常的”放射性,是隐藏在这种矿石的某几部分中。他们的工作愈向前进展,探索的范围就愈缩小。这正是警察使用的方法,他们总是把一个地区中所有各点逐一搜查,以期找到罪犯的踪迹并加以逮捕。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她不敢把这一点珍贵的东西交给任何使者,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去。

  现在奋斗的力量加了一倍,在娄蒙路的潮湿的小工作室里,有两个头脑、四只手在找寻那种未知的物质。从此以后,居里夫妇的工作中就不可能辨别哪一部分是哪一个人的成绩了,玛丽在选铀射线为论文题目时,发现了别种也有放射性的物质。她在检查一些矿物之后,已经能够宣布有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存在,它的放射性很强。这个结果的重要性,已经驱使比埃尔·居里中止他自己的完全不同的研究,而和他的妻子一起来离析这种元素。他们从1898年5月或6月开始合作,持续八年,直到突然发生了一件致命的意外事件,才残酷地破坏了这种合作。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6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天津快乐十分走势图,  她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仙世界的奇观。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娄蒙路的棚屋工作室,可以说是不舒服的典型。

  比埃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比埃尔·居里热切地关注他的妻子的实验的迅速进展,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工作,可是时常以他的意见和劝告帮助玛丽。鉴于所得到的结果的惊人重要性,他决定暂时停止自己在结晶体方面的研究,把他的力量用来与玛丽一同找寻这种新物质。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这个博士应考人第一关心的测量铀线的“电离能力”, 即铀射线使空气变为导电体并使静电计放电的能力。她所使用的那种极好的方法,原是她熟悉的两个物理学家——比埃尔和雅克·居里以前为研究别种现象而发明的。玛丽用的设备由一个“电离室”、 一个居里静电计和一个压电石英静电计组成。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的。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有了这种非常的天赋,镭还不自足;它使许多不能自己发光的物体发磷光,例如金刚石:“镭的作用可以使金刚石发磷光,这样可以辨认出烧料制的假金刚石,因为假金刚石的光极微弱。”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放射性的研究起于法国,很快就征服了外国。从1900年起,许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由英国、德国、奥国、丹麦写信到娄蒙路,请求提供资料。居里夫妇与威廉·克鲁克斯爵士、维也纳的绪斯教授和玻尔兹曼教授、 丹麦探险家巴尔森不断地书信往来, 镭的“父母”慷慨地向他们的同行提供说明和专门的劝告。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一次,只有一次,比埃尔说了一句诉苦的话。他用很低的声音说:“我们选择的生活太苦了。”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几个月以来使比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镭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地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 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的荧光的轮廓闪耀在夜里的黑暗中。

  若有讨厌的人爬上五层楼,要到这个小巢来扰乱这对夫妇的生活,走进这间四壁萧然、只有一个书橱和一张白木桌的夫妻工作室,一定会很打兴;桌子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比埃尔坐的椅子,桌子上是一些物理学的专门书籍、一盏煤油灯、一把花,此外别无他物。最大胆的客人,看见那两张椅子没有一张是给他预备的,看见比埃尔和玛丽的客气而含着惊讶的目光,也只好快逃一天八小时进行科学研究,两三小时料理家务,这还不够;到了夜晚,玛丽·居里先生在帐薄中“先生费用”和“夫人费用”两个堂皇的栏目下面记上每日支出,然后坐在白木桌的一端,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比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边,埋头制定他在理化学校的新课程的教学大纲。

  镭和X 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把她的镭献给一个“射气服务机构”使用;她每星期“加工” 镭放出来的射气,把它装在管子里 ,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各种皮肤病。

  在1898年7月科学院的《论文汇编》里,人们读到下面这一段:“我们相信我们从沥青铀矿中提取的物质,含有一种尚未受人注意的金属,它的分解特性与铋相近。如果这种新金属的存在确定了,我们提议把它定名为钋,这个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国名。”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她像一个计划走远路的旅行者;这个旅行者低头看着世界地图,发现遥远国度里有个奇怪的地名激发了她的想象力,便忽然决定到那里去,而不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玛丽翻阅最近的实验研究报告,注意到一个法国物理学家亨利·柏克勒尔前一年发表的一些著作。比埃尔和她已经看过这些著作,现在她再读一遍,用她习惯的谨慎态度加以研究。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测量中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发现:这种放射性的强度,比通常根据其中铀或钍的含量预计的强度大很多!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1859年5月15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玛丽仍继续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沥青铀矿的残渣,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前后几次给她运来了好几吨这样的残渣。幸亏她有过人的耐性,四年来她每天同时是学者,是专业工人,是技师,也是苦力。而仗着她的脑力和体力,棚屋里的旧桌子上放着越来越浓缩的产物,所含的镭越来越丰富。

  1895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钋和镭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放射性物体的自发放射如何解释?这种发现动摇了全部已得概念,并且与已经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相反。因此,物理学家要保持谨慎态度,他们对于比埃尔和玛丽·居里的工作极感兴趣,但是还要等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再表示意见。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玛丽没有离开过她的第一克镭。后来她把它赠给她的实验室了。这一克镭只代表她的奋发工作,此外并无其它价值。在那个棚屋已经被拆房工人用鹤嘴锄毁平、居里夫人也去世了的时候,这一克镭仍然是一种伟大工作的辉煌象征,仍然是两个人一生中英勇时期的辉煌象征。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伊雷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一些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上了一个极峰,而没有注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夫人,你明白我须要知道的是,当一个升降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居里夫人站在那里的十字路口,有几百个研究者曾经停留过许多月,或许多年。他们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之后,像玛丽一样发现了钍射线,仍继续无结果地自问这种神秘的放射性是由哪里来的。玛丽也是这样自问,也觉得惊异,但是她的惊异转化成了有结果的行动,她已经用尽所有明显的可能性,现在要转向深奥的、未知的东西。

  比埃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雅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雅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雅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1918年,她在实验室里惊讶地听到宣布停战的炮声,她要把镭研究院用旗帜装饰起来,和她的合作者玛特·克兰到附近各铺子里去找法国国旗。国旗都卖光了,结果她只好买了几块三种颜色的布料,由她的女仆巴的内夫人匆匆地缝在一起,挂在窗前。玛丽兴奋而且快乐地颤抖,不能镇定。她同克兰小姐上了那辆旧的X 光汽车,四年的冒险已使这一辆车遍体鳞伤。 P.“.N.学部的一个工人给她充当司机,无目的地开过几条街道,在潮涌一般的快乐而又严肃的人群中驶过。到了贡科德广场,人群阻住汽车,不能前进。有些人爬上这辆镭诺牌汽车的挡泥板,上了车顶。居里夫人的汽车再向前进的时候,就带了十来个额外乘客,这些人那天早晨就一直占据着这个临时预备的顶层。

  在冬天,简直不知道是应该希望下霜还是应该希望下雨,若是下雨,雨水就以一种令人厌烦的轻柔的声音,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落在工作台上,落在这两个物理学家的标上记号永不放仪器的地方;若是下霜,就连人都冻僵了。没有方法补救。那个炉子即使把它烧到炽热程度,也令人完全失望,走到差不多可以碰着它的地方,才能感受一点暖气,可是离开一步,立刻就回到寒带去了。

  这些斗争和这些胜利使她身体上发生以改变,给她塑成了一个新的面貌。看玛丽·居里刚过30岁的时候照的相片,不能不感动;以前那个健壮而且略显矮胖的女孩,已经变成一个清灵的妇人。有人想说:“这是一个多么动人、奇特而且美丽的妇人啊!” 但是不敢说出口,因为她那极饱满的额部和向另外一个世界望去的眼光,会镇住他。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这些发现外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学者们却有极大的吸引力。物理学上常有一种不可解的现象,经过几次研究之后,却可以归入以前已知的定律,这么一来研究者也就立刻失掉对它的兴趣!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居里夫妇在1899年作了一次远游,这次远游使他们很快乐。玛丽结婚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不是到华沙,而是到奥属波兰,到德卢斯基夫妇建立疗养院的察科巴纳。一群很亲密的人,就住在离泥瓦工工场很近的“埃瑞公寓”里。斯可罗多夫斯基教师也来了,他仍很灵活,这次看到他的四个儿女,四家人家聚在一处,这种福气使他返老还童了。时光过得多么快呀!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她和伊雷娜有过一次重要的商议。

  这两个物理学家空自梦想着的实验室还远得很,可是他们仍须继续他们的细致的实验。

  玛丽·居里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一次研究成果,同年出世,相隔仅三个月工夫这个波兰女子在1891年11月的那天早晨,带着几个包裹,坐三等车到了巴黎北站。从那时候起,她走了多么远的路啊!她经过了大学学习阶段和结婚生女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发现了物理学、化学和妇女的全部生活。她战胜了大小阻碍,而从来没有想到,她所完成的事业需要无比的坚忍,需要过人的勇气。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这种无休无止的奋斗,使比埃尔极为疲倦,他几乎要放弃它。他不是想放弃研究镭和放射性,但是他很愿意暂时放弃这项特定的工序:提炼纯镭。种种困难似乎无法克服。他们不能等将来在较好的条件下再继续这项工作么?他注重各种自然现象的意义,甚于注意它们的具体现实状况;他看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的有限结果,觉得烦恼,劝她暂时休战。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从1898年到1902年,居里先生和夫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第一年里,他们共同从事镭和钋的化学离析工作,并且研究他们所得到的活性产物的放射性。不久,他们认为分工的效率比较高,比埃尔·居里便试着确定镭的特性,以求熟悉这种新金属。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作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稍后一点,那个爱说话的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是欧洲极少数能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比埃尔和玛丽在十月回到实验室,他们很疲倦,玛丽一面在那些研究上继续合作,一面撰写她提纯镭的工作的结果;但是她没有勇气,对于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她长久以来对自己神经系统所安排的可怕的生活方式,现在产生了奇怪的反应:她患轻微的梦游症,夜间毫无知觉地起来在房子里走动。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健康状况与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居里夫人愿意有个小孩,可是这样难受,不能照旧不疲倦地在仪器前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真是使她烦恼。她在9月12日生了女儿伊雷娜,一个美丽的孩子,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大夫负责助产,玛丽咬紧了牙关,不哼一声。

  她继续在居维埃路工作,有一天早晨,她旧日的实验工友伯弟来找她。这个淳朴的人很难过,因为理化学校也在建筑工作室和梯形教室,而那个棚屋——比埃尔和玛丽的简陋潮湿的木板屋,将要在拆房人的鹤嘴锄下毁平了。

  玛丽在提纯沥青铀矿,离析镭的同时,发明了一种专门技术,并且首创了一种制造法。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想到了立刻就做!玛丽扔下了对于铀的研究,决定检查所有已知的化学物质;不久就有了结果。另外一种物质——钍的化合物,也自发放出射线,与铀射线相似,强度也相似。这个青年妇女有了很清楚的观念,这种现象决不只是铀的特性,必须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居里夫人提议把它叫做放射性。铀和钍这些有特殊“辐射强度”的物质,就叫做放射元素。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玛丽同这个地位很低的旧日朋友,一起到了娄蒙路,向那个棚屋最后道别。这个棚屋还在那里,一点没有动。黑板上还有比埃尔写的几行字,因为人们对这些字迹怀着虔敬的关切,所以没有人去碰它。似乎那个门就要打开,就要有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进来似的。

  在这种分工中,玛丽选了“男子的职务”, 做的是壮汉的工作。她的丈夫在棚屋里专心作细致的实验。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这是她一生中觉得没有力气作任何事情的期间,而就在这个时候,两种不相符的使命在折磨着玛丽。

  比埃尔·居里后来写道 :“这就是简单物质嬗变的真实理论,但与炼金术士所说的变质不同;亘古以来,无机物必然是依照永恒的规律演变着。”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这个孀妇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追述比埃尔的一生,很克制地悼惜他那不幸的死。

  学者们对于出乎意料的现象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怀疑。

  这对新婚夫妇在十月搬到格拉西埃尔路24号去住,这所住房很不舒适,唯一可爱之点,乃是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大花园的树木。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它的辐射强度超过居里夫妇所有的预测,比铀的辐射强200万倍。科学已经分析了、详细研究了这种作用,把镭的射线再分为不同的三种,它们能透过最不透明的材料。只有很厚的铅层能够挡住这些射线的看不见的辐射。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这些哀痛已经使玛丽的生活罩上阴影,而偏偏又有一种更严重的忧虑来破坏它:比埃尔病了。他常感到剧痛,因为没有明确症状,医生们叫它风湿症,这种病残酷地打击着他,使他痛苦不堪,整夜呻吟,他那吓慌了的妻子守着他。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从1916年到1918年,玛丽训练了150个放射科护士,这些人是由各界招募来的,其中有些人教育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使她们很害怕,但是这个物理学家对她们的恳挚态度,很快就使她们折服了。玛丽天赋一种才干,能使头脑简单的人接受科学。她极喜欢作得很完善的工作,所以当她的一个学徒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 光照片时,她非常高兴,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因此,比埃尔和玛丽在困苦的年月中作出灿烂的工作,是不必惊讶的。新兴的放射学正在成长、扩大,一点一点地把发现它的一对物理学家的精力耗尽。

  居里夫人与荣誉有约会。她使自己变得很美。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居里夫人即将达到目的;她已经不必站在浓烟弥漫的院子里注视那装满熔化材料的大锅。把那些放射性很强的溶液提纯,并把它们“分离结晶”的阶段到了,现在应该有很洁净的地方,应该有防寒、防热、防污极佳的仪器!这个简陋的棚屋,到处通风,铁屑和煤灰飞扬,混到小心提净的产物中去,使玛丽很失望。这种事情每天必有,费去她许多时间和精力,使她很伤心。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它能治疗一种残酷的病症——癌肿。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这些严格的考试,这些严肃而且朴实的仪式,对于有天才的研究者和对于努力的工作者,都以同样的方式举行,这并不可笑。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在寂静中,比埃尔重述玛丽的话,像是一个回音:“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

  快到八月半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在商提宜附近一个别墅里住下了。这个别墅也是布罗妮雅发现的,她把这个幽静的住处租了几个月。同比埃尔和玛丽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老德卢卡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他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叫“禄”。 斯可罗多夫基教师和海拉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这所颇有诗意的房子,藏在树林中,与外面隔绝,树林里满是野鸡和野兔,地上盖满了铃兰花的叶子,真是可爱极了;而住在里面的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的情谊,也真是好极了比埃尔·居里得到了他的妻族的永久爱慕。他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谈科学,同小“禄”很严肃地交谈,小“禄”刚三岁,好看,滑稽,愉快,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居里大夫和夫人有时由梭镇到商提宜来看他们,大桌子上就又添了两份餐具,话谈得很热烈,由化学说到医学,再说到儿童教育,由社会思想泛论到法兰西和波兰的一般观念。

  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决不作这件‘蠢事’。“

  但是镭要保持它的神秘性,丝毫不希望人类认识它。玛丽从前很天真地预料沥青的残渣里有含有百分之一的镭,那个时期哪里去了?这种新物质的放射性极强,极少量的镭散布在矿石中,就是一些触目的现象的来源,很容易观察或测量。最困难的,不可能的,乃是离析这极小的含量,使这与它密切混合着的杂质分离开来。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剩下的问题只是要找个地方,使玛丽能进行试验,而困难就从这里开始。比埃尔向理化学校的校长请求了好几次,得到了一个很一般的结果:玛丽可以自由使用一间在学校大楼底层装有玻璃的工作室。这是一间贮藏室和机器房,狭小局促,潮湿得冒水,技术设备很简陋,舒服更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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